向老舍先生学说“话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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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邓宾善

读者见了这个标题，一定会感到奇怪：话不是人人会讲吗？这还需学吗？是的，除了哑巴，似乎谁都会说话，但所说之话的效果，却大不相同。会说者，让人听来有声有色，不会说者，等于催眠。比如，在农村见到一个推车如飞的青年人，不会说话者，只会干巴巴地夸他“能干”“年轻力壮”。可一位老农却说：“三岁的牯牛，十八岁的汉，我老汉比不了啦！”接着又说：“先长的眉毛，不如后长的胡子。”你看这位老农的语言是多么生动！可见，说“话”有学的必要。

老舍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大师，但他谦称自己并“没有学习语言的天才”，坦承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曾摸索着走过一段弯路。在刚开始写作时，他一度热衷于追求文雅而华丽的词汇，及到他后来读了《艾丽司漫游奇境记》等英文文艺名著后，才明白文章不必依仗花枝招展的语言，仅用最简单、自然的文字，即使用儿童的语言，只要运用得当，也可以成为文艺的佳作。懂得了这个道理后，他的笔逐渐日深一日地追求带有京味的大白话。老舍在《我的“话”》一文中说：“媳妇哭婆婆，或许用点儿修辞；当她哭自己的儿女的时候，她只叫一两声‘我的肉’，就昏倒了！”通观老舍的文艺作品，他确是充分地信赖大白话的，努力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。在这方面，他有很多深切的体会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。

首先，他认为，“话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，因此，学习语言和体验生活也是分不开的。他说：“从生活中找语言，语言就有了根；从字面上找语言，语言便有了点缀，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儿上。”所以，一个对事物仅略知一二的人，就很容易屡屡“然而”，时时“所以”，以多胜少，敷衍成篇。事实上也是这样。夸张和做作的词句，只是用来掩饰空洞的内容的。有深厚生活底蕴的人，说话不用多加修饰，却一呼一嗽都能感人。由此可见体验生活对于语言运用的重要性。作家林语堂曾说:“世上有两个文字矿:一个是老矿，一个是新矿。老矿在书中，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。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攫取材料，唯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攫取材料。”林语堂的话，和老舍先生说的是一个意思，同样形像地强调了生活对于语言的重要性。

其次，文字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，而不是以文字来表达文字。字典里的文字最多，但字典并不是文学作品。老舍指出:“专凭词汇，成不了精美的文章。词汇的控制与运用才是本领的所在。”（《古为今用》）如果一遇到形容，就放弃了白话，而求助于文言，“大雨必是滂沱的，火光必是熊熊的，溪流必是潺潺的，这样的穿戴着借来的衣帽的文章是很难得出色的”。（同上）他认为，真正的好文章是不随便使用，甚至于干脆不用形容词和典故的。形容词是给初学写作的人使用的，用得多了，明显是学生腔。这是有的人虽然读了些古典诗文，而文字反倒更为平庸的道理。而那些用文字表达思想感情的文章，会让人感觉到：你描写冷，读者也打哆嗦；你描写热，能让人脱掉大衣桶袄。他去世后发表的小说《正红旗下》，有一段文字写北京的风，使人读的时候真想擦擦桌子，直觉得到处有黄土。老舍先生用大白话，把文章写得那么生动，那才叫真本事！

最后，运用大白话也不该将就，不能随便找个词汇敷衍一下。老舍认为，我们既用的是白话，就应当先从白话里去找最恰当的字。看看我们能不能用白话描绘出一段美景或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物。因此，我们要想了再想，以便独出心裁地找到最为恰当的字，假若找不到，就老老实实地用普通的字。老舍的文章，就这样改了又改。他的语言那样白，那样俗，看似毫不费力，实际上，那不定改了多少遍！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：“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：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，决不幻想一挥而就。”那确是老舍出于肺腑的经验之谈。作家叶圣陶先生也有这方面的体会。他说：“好的文章，你在这屋念，那屋的人听见了，不以为你是在念文章，而以为你在说话，这才是作文的最高境界。”这和老舍的主张不谋而合，即他们都主张作文不必咬文嚼字，而应明白如话。

文艺作品的语言风格，对文艺作品特色的形成，起着重要的作用。老舍先生的“话”，是语言运用的典范。向老舍先生学说“话”，是文艺习作者们永不过时的重要任务！